今年8月中旬，他接到沈阳服装行业协会的一个电话，说是羽绒服装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让他马上到协会去进行处理。他搞服装这么多年，知道服装协会是为企业服务的，他想可能是有消费者投诉到协会那里了，可当他到了服装协会之后，他一下子有一种特别别扭的感觉。

    服装协会工作人员告诉戴峰，他们私下里购买了他代理的服装，经过化验后不合格，所以让他来处理一下。戴峰说：“当时对方给我提出好几个处理方式，一下子记不起来了，但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不拿钱就要曝光，当时我是从北京特地赶到沈阳的，北京还有一大堆事要做，没有时间在这里耽搁，所以就直接问要多少钱，经过近半个小时的谈判，最后以14000元了结。”最后，服装协会告诉戴峰，他以后的服装不会有事了，因为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服装协会的会员了。

    在戴峰出示给记者的一张三联据上，记者看到上面写着“羽绒服协调处理费用”的字样。戴峰说他不服，是因为这费用师出无名，他不明白，没有消费者投诉和谁协调？费用又出自何处？如果这个协会自己充当了消费者的话，那他就无话可说了，就算是交了钱入了会寻求一个保护吧，可这入会费也太昂贵了，要是哪天再出来个 “羽绒行业协会”或“超市服装行业协会”，那他该怎么办呢？

    商务视点

    “越位”是不是潜规则

    ◎郭初忆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改制意见不同，湖北省襄樊市铝制品厂厂长被该市轻工行业协会罢免，使该厂生产经营陷入长期混乱状态。其实，这种情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来自行业协会的“骚扰”，往往不仅要让企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周旋”，而且有时甚至还可能使之付出更大的生产经营代价。

    根据国际通行的观点，行业协会由独立的经营单位构成，应以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合理、合法利益为宗旨。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也指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协会的目标。但在我国，行业协会往往挂靠于某个政府单位，其领导和许多工作人员常常并不来自于企业或社会，而来自于政府机关的转调、分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认为是管理者而非服务者，有些不法协会也就很容易在小团体利益的刺激下，为了一己之私而四处出击"骚扰"企业要钱要物，甚至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媒体曝光、质量检查、环保测试等往往是协会“威逼”入伙、拉赞助的手段。有人将此称为该行业的潜规则。    

    从根本上来说，行业协会的产生、发展反映了各行业的企业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监督、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要求，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强的今天，一个健康的行业协会体系有助于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中国特色的“二政府”协会显然与之背道而驰。为此，要破除协会“骚扰”企业的底气，企业方面须自觉守法生产、经营，不要给某些协会以可乘之机。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的专门立法，消除政府对协会的影响、干预，使协会真正成为企业的自治组织。

    [新闻表情·沉默]

    23000元钱换来“不曝光”

    出场人物：张浩，在沈阳某大型超市经营羽绒服。

    和戴先生相比，张浩的处理方式就是两个字：沉默。

    “这23000元的协调费可不是我一个人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要是我一个人的话，宁可不在沈阳卖了，这可是我两年的利润呀”。张浩说，他和他这位朋友联手在沈阳某大型超市经营羽绒服已经两年多了。12月6日，他们通过超市知道了沈阳服装行业协会找他们要协调点事，与协会一对话才知道，是他们的羽绒服装出了问题，于是他们急忙从北京赶来沈阳。张浩说，他们来了一看就明白了，实际上就是要钱，服装协会的人还说，这事他们报到沈阳的工商和质量监督部门，要对张浩在沈阳的所有货进行扣押，因为明白了对方的用意，所以张浩和厂家一商量，就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式，交纳了23000元。张浩觉得这钱也没有白花，钱是12月10日交的，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的产品就没有被曝光，并且他们所在的超市也很有脸面地参加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张浩和戴峰有些不同，在交完钱后，张浩问了服装协会的一位领导：“我们交了这个钱到底是干什么的？”

    “以后你们就是会员了，没人敢再曝光你们”。

    “会员也没有这么多钱呀？”

    “啊，对了，你们质量有问题，用你们这些钱，补偿那些做得好的大品牌，帮他们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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