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览今日的全球农业，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率低，要素投入不足，制度激励不足，而人口增长与收入水平又共同决定其粮食需求处在上升轨道之中，总体上对发达国家进口农产品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率高，要素投入充分，制度安排顺畅，粮食需求则保持稳定，粮食生产的相对过剩是发达国家的常态。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粮食，并努力扩大工业品出口，同时发达国家增加农产品出口，释放农业的产能过剩，如此一来，倒也是一桩美事。　

    然而，现实世界中，我们更常见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悖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朝着扭曲价格体系的方向行进：在农业作为幼稚产业的国度中，通过人为地抬高工农产品比价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扩大工农剪刀差，通过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大型工业项目建设，通过强制征收和低价征购农民粮食的各种实物和非实物的税负，和为防止粮食产出流向国际市场而征收的高额出口关税，以及和低代价地汲取农村储蓄为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资金融通等等逆向转移支付的措施，推行偏袒工业与城市的政策。于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就被人为地压低在一个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　

    相反，在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已经遥遥领先的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生产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在议会政治的博弈舞台上具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不断迫使政府利用关税、进口配额和最近十余年频繁使用的诸如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手段禁止海外竞争，又以出口补贴、对外粮食援助等形式向海外倾销国内过剩农产品。于是，发达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就被人为地设定在一个通常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这两只看得见的政府干预之手，横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后果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得到了政策性担保，生产积极性更高，结果粮食过剩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受到抑制，生产积极性减退，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激化。　

    把这一怪象化简会得到两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针对全体国民基本温饱的粮食问题，对发达国家而言是针对农业部门的过度保护而产生的结构调整问题。而对处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中间状态的国度而言，则还要多出来一个农民脱贫增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不需多言；第二个问题的症结在于高度的投资使发达国家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资源转移特别是人力资源转移变得十分困难；第三个问题仍然基于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差距的扩大增加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相对被剥夺感，整个社会舆论也会在某一时点聚焦到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工业反哺农业的呼声开始出现。但此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仍未完结，仍然不足以承受过高的农产品价格和相应的工资价格，同时粮食问题也还是不时会再次出现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上，粮食供求处在紧平衡之中，故而此时向农业的补偿可能是杯水车薪，农民收入支持政策就只能处于萌芽状态。这一阶段是漫长和严峻的，它需要同时向饥饿和贫困这两种威胁宣战。　

    现代社会人口爆炸的预设本身就决定了增长神话的终结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在此期间，经济永无餍足之可能，不进则退。直面现代农业的两难困境，要求人们重新寻找技术进步的源泉。农业技术进步不是一项私人投资和私人产品，它是具有很大正外部性的公共品。因此，农业技术的研发不会成为一项对私人有利可图的事业。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承担起科技研发和推广普及活动。进一步地，政府对农产品在价格上的保护和贴补政策，也应当让位于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投资，这正是世贸组织绿箱政策的要旨。现代化是从城乡分离起始的，现代化的源头必须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基础结构中去找寻。廉价食品的时代显然结束，全球抢粮的局面业已形成。面对农产品通胀，人类政策的拙劣表演也越发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但应当看到的是，对价格干预政策长期效果的自负可能会自食其果，因为廉价食品并不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２００８年，对仍在现代与后现代、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之间艰难跋涉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一道难跨的坎儿，需要政府的审慎和智慧。（上海财经大学 曹东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