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5/27  

  在书友间传递的漂流图书、雨天里为顾客准备的“真情伞”、巴士里为乘客解闷的杂志……这些在大众之间传阅和传递的物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明时尚。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形式多样的便民之举在现实中却遭遇了诸多不文明的待遇:漂流图书被截流、真情伞被私藏、巴士杂志被撕扯……有人埋怨公众的文明素质,有人归咎于这些作法过于理想化,不符合实际。让公共流动物品更好地流动起来,究竟要靠市民自觉形成的诚信氛围,还是靠对公众进行有效约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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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辽宁频道  策划:辽宁分社总编室  文:记者 褚晓亮 魏运亨 焦宇  编辑/制作:赵泳
   公共流动物品命运多舛  

  图书漂流活动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一种新颖、时尚的阅读方式,书友们将书籍贴上特定的标签后,投放到公园等公共场所,拾取的人阅读后,再将其继续投放到公共场所,这样使图书不断地漂流下去,使更多的人都能读到同一本书。

  图书漂流传入中国以后,受到很多出版社和书店的青睐,许多机构纷纷组织了多次图书漂流活动。2005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在广州等11个城市放漂了2000册图书。2006年“世界图书日”当天,上千册图书开始在沈阳市“漂流”。 2006年“五一”前夕,长春市联合书城选择了涉及文学、社科、体育等多个类别的图书1000册进行了放漂。

  图书漂流在给中国广大书友们提供诸多新鲜感和便利的同时,也给活动的主办者和组织者们提出一个新的难题:图书在漂流中越来越少,回漂率低成为图书漂流发展的致命障碍。2005年底,上海市普陀区曾放漂数万册图书。但据普陀区图书馆对漂流图书的跟踪调查,这批书的回漂率仅有30%。不少漂流书在传递过程中石沉大海,一去不复返。

  漂流书的命运使人们想起了近几年一些商家兴起的“真情伞”、“爱心伞”活动。雨天时,一些商场等公共场所准备大批雨伞供没有带伞的人免费使用。这种活动刚刚兴起时受到很多人的称颂,认为这是一种城市文明的标志,“真情伞”活动普遍开展起来。但记者调查时发现,现在在一些公共场合已经难以找到“真情伞”了。一些商家明确表示,搞“真情伞”最后大多有去无回,哪个商家也发不起呀。

  吉林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李桥说,两年前,吉大校园里流行“爱心伞”,是某商家赞助的。有了“爱心伞”,每逢阴雨天,出门上课没带伞的同学再也不用打电话求舍友送伞了,同学们都觉得“爱心伞”为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但是由于许多人用后不去还伞,伞越来越少了。大概只坚持了半年,“爱心伞”就没了踪影。

  同样的命运发生在公交巴士杂志上。为了给乘客路途上解闷,长春市一些公交线路车座靠背上拴着《巴士生活》杂志供乘客阅读。但是记者走访发现,巴士杂志的现状实在让人担忧。记者在362路车上看到,不少挂杂志的地方只剩下了一根绳,尚存的杂志也有不少已被损坏,大多已经残缺不全,还有的杂志被贴上了“狗皮膏药”似的小广告,弄得满目疮痍。投放《巴士生活》杂志的吉林省目标传媒有限公司制作发行部的乔经理告诉记者,他们每个月要在车上投放4万至5万本杂志。由于杂志丢失、损坏得快,所以公司每天都有专人负责补投杂志,有时一天要补充几千本。

 
   市民自觉性能否主宰公共流动物品的命运  

  公共流动物品的生命力在于流动,要求暂时的使用者们“爱要释手”,如果在某个环节上发生了截留,公共流动物品将无法完成它的使命。因此,在物品流动的背后,实质上流动的是信任和公德。吉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田毅鹏认为,公共流动物品对当前的市民文明素质提出了一种考验。在这种考验面前,有些市民表现得并不合格。可以说,诚信这一关是阻碍类似公共流动物品发展的关键症结。

  沈阳市北方图书城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把上千册图书进行放漂,究竟能有多少回漂率,作为主办方心里也没有底,这上千册图书是“迅速沉淀”还是“继续漂流”,只能依赖市民的自觉性了。

  长春市联合书城策划部的郑丽群经理认为,从首漂仪式上的情形看,对于回漂效果并不感到乐观。而书城坚持办图书漂流的目的本身也并没有对回漂率寄予什么过高的期望,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扩大阅读面,让更多的人读到自己想读的书。

  采访中,一部分市民也表示,类似这样的一些面向市民的公益活动,不能完全建立在公众的自觉性上。目前有一些公益活动没有充分考虑现实条件和环境,活动显得过于理想化,因而缺乏长久的生命力。长春市民梁艳说:“每次见到公交车上的免费杂志,我就在想,尽管这是一种便民服务,但由于过于依赖乘客的自觉性,使免费杂志缺少有效保证。杂志刚挂上去,就被撕扯或涂画得面目全非,后来再看的人也没有多大兴致了,便民之举反倒给一些人搞破坏提供了方便。这样下去,恐怕投放杂志的公司慢慢就没了积极性。”

  公共流动物品的命运是否只能由社会诚信度和个人的自觉性来主宰呢?一些投放公共流动物品的公益活动难以为继是否只能简单归结为与市民素质不相适应?

                                      
   便民性举措也不能缺少制度约束  

  采访中,许多人士认为,对于投放公共流动物品这种便民性举措和公益活动,需要两方面因素共同去推动,一方面需要形成一个浓厚的诚信氛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活动本身进行充分的设计和考虑,尤其不能缺少对公众在参与这些活动时的制度性约束。

  田毅鹏认为,类似于图书漂流这些便民举措如果完全建构在市民文明素质的自觉性上,恐怕会越走越窄。对于面向公众的文明之举也应该进行客观充分的考虑,既要看到人性中无私的一面,也要看到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因此,需要做好配套建设,建立有效的监督手段保证活动能有序地推进。文明素质和制度约束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即使是公认的一些文明城市,其实并不是市民的天生素质有多高,而是制度约束得好,并通过制度约束,养成一种自觉遵守文明的氛围和习惯。

  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付诚认为,图书漂流等活动要想长久地在中国发展下去,就要相应地制定对公众进行约束的规则或者制度,而不能任由其自由发展,例如在活动的初期考虑实行会员制,制定一系列的登记、物品跟踪、违规惩罚等制度。通过制度约束这样一种必要的手段和保证,逐渐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增强市民的责任意识和公德意识,最终通过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真正实现公共流动物品的顺利流动。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公共流动物品的投放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在不断创新思路和方法,探索如何将培养市民文明风尚与制度约束相结合。长春市联合书城策划部的郑丽群经理表示,书城虽然有制定硬性措施保证回漂率,但是也采取了一些激励措施,比如我们会奖励所有在回漂日期到达时将书漂回的读者一份小礼品,以促进回漂率的提高。

  在吉林百合口腔医院,记者了解到,从2004年开始的“爱心伞”活动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目前有10多把爱心伞供人们使用。医院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保证“爱心伞”的回归,如想借伞的患者需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并交纳20元押金。在规定的归还日期之前,患者可凭伞和收据取回押金。服务台的护士告诉记者,以前没实行押金制度时,“爱心伞”的归还状况不好,自从收取押金后,回收率基本是100%。(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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