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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29

  60年的风雨沧桑,抹不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残酷回忆。60年来,二战两大战败国日本和德国,一直没有停止在国际舞台 上展现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反思。不同的是,德国毫不讳言自己的战争罪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多次真诚忏悔,并主动向受害国、受 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日本却一直遮遮掩掩、图谋翻案,处心积虑篡改历史教科书不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真相,千方百计逃避赔偿责任。
   同是战败国,日本、德国为何对二战态度如此不同?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孙立祥 博士提出,这主要是以下七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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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剪影
日德两国的文化思想底蕴不同  
  审视德国历史就会发现,德国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特殊国度:一方面德国培育了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文坛 巨匠和思想巨子,另一方面德国又一再挑起世界大战、为祸人类。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格,当国家濒临衰亡之际,德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比 其他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更深刻更彻底地剖析本国和本民族的劣根性,能够冷静而审慎地反思本民族的心路历程和国家的行进轨迹。德国 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发表演说指出:战犯应当受到惩处,纽伦堡审判是必要的和公正的。但另一方面,德国人也要对容忍纳粹政 权而未反抗承担一定责任,用勤奋的工作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进行补偿。德国人要进行深刻反省,反思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是在什么地方 误入了歧途。他说:"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德国人就不会发现真理"。要通过使他们"由忍耐顺从的、 无个性的动物变成独立而觉悟的、注意保护自己的自由人的集体。"他希望德国人既要敢于正视痛苦的过去,更要正确地把握民族的未来 。
  日本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与德意志民族不同的是,在自古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以及由此派生 出来的岛国集团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的久远影响下,在近代以来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下,以及在当年巨额的战争赔款 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这一"利益"误区的驱动下,日本民族对战争是非的鉴别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极大的限 制和束缚,致使日本政要对侵略历史的认识显得非常短视,缺乏应有的政治远见。
奈良东大寺留影
日德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  

 

 

  众所周知,德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认罪--赎罪"的说教。对基督徒来说," 原罪--认罪--赎罪"是一个追求理性复归的很自然的过程。他们不但认为人生来就有可能犯罪,不但不把"认罪"视为可耻,而且要 求认罪者必须真诚"谢罪",用行动来"赎罪"。
  而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和主张。换言之,对神道教 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造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所以日本人普遍视"认罪"、"谢罪"为耻辱。正 因如此,战时的部分日本国民曾盲从、协助了侵略战争,并以能够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而倍感"无比荣幸";及至日本战败投降, 不但有很多军人为没能打赢"圣战"而纷纷剖腹自杀,以此向天皇谢罪,而且部分日本国民无论在战争中蒙受了多大的痛苦和牺牲,都拒 绝批评"祖国"和天皇,甚至有很多老人跪在道路的两旁向巡幸驾到的裕仁天皇痛哭流涕地说:"陛下,真对不起!战争打败了!"这样 ,战后日本政要拒不承认侵略战争性质和罪行,拒不向被侵略国家和受害民族道歉、谢罪、赔偿,也就不十分令人费解了。

东北师大净月校区步行街留影
日德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
 

  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四处扩张、疯狂侵略,其结果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战争利益,反而把国家和民族推向 毁灭的边缘(国家分裂、支付巨额赔款、在国际上一度陷于孤立)。这一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战后德国领导人,使他们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 纳粹统治的极端危害性,认识到靠发动侵略战争来确立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做法是代价极其昂贵的一种办法,而应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和平发展之路。
  而日本则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先后挑起和发动了那么多次对外冲突和侵略战争,除最后一次战争失败外 ,其他均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一方面,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曾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即使最 后一次战争失败了,日本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使得充分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而从未吃过战败苦头的日本政要,很想重温军国主义老路。
  就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来看: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战时曾遭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而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非常一跪的 勃兰特总理,战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积极从事反纳粹活动,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剥夺国籍,亡命国外。在战后德国,当年的法 西斯战犯已经基本上被全部绳之以法,战犯重新上台执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而在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不仅头号战犯裕仁天皇仍然端坐在天皇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崇拜,而且大批被提前释放的战犯亦 纷纷重返政坛、军界执掌了国家大权。像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岸信介、战时铁道总务局长佐藤荣作、战时内务省特高课课长奥野诚亮等 军国遗臣当上战后日本首相、大臣者,司空见惯。除了这些有战犯经历的政要外,那些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虽没有亲自参加过 侵略战争,但孩提或少年时代"举国一致"盲从、协助侵略战争的狂热气氛和"军国青年"决心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的"感人情景 ",不能不对他们的幼小心灵产生强烈而恒久的震撼,并深刻影响其未来的心理归向和思想走势;另一方面,这些人战后又没有受过全面 、正确的历史教育,其战争史观又怎能不成问题呢?例如,1996年7月29日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之后 ,曾"无限深情地"对记者说道:"不能说当了总理大臣就让我忘记了那些事。……五十多年前我在孩提时代时,站在欢送出征人士的队 伍里。当初人们是高呼着'光荣回到靖国神社'的口号把他们送上了战场的。今天我的参拜,仅仅是兑现孩提时代对那些英灵的承诺。" 不难看出,桥本龙太郎在孩提时代受到的"震撼"和影响,并没有随着半个多世纪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战后部分日本政要本身就是当年的 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正确"二战史观"教育的新一代政治家,靠他们怎能真正反省本国的侵略历史呢?

京都岚山公园周总理“雨中岚山”诗碑前留影
日德两国政要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
 

  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战争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 轻人,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恶痛绝,他们不但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而且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据统 计,1979年时明确认为当年的纳粹政权是一个犯罪政权的人占国民总数的71℅。在反法西斯集会上,群众高呼口号"我们不要战争,永远 不让法西斯主义复活!""外籍工人留下来,驱逐新法西斯主义"。德国人民这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新纳粹势力的不懈斗争,就使得德 国政治家在反省侵略历史时不但没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日本,情形恰恰相反。早在战时,部分日本国民在根深蒂固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影响下,在近代以来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 育的灌输毒化下,在连战连捷的侵略战争的频频鼓舞和巨额战争赔款、巨大殖民地收益这一经济动因的驱动下,曾经盲从、协助了统治阶 级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即部分日本国民实际上是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的日记这 样写道:"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我们在旅馆楼上相见。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接着,母亲说:'这是一次 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 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 发誓--我要欣然赴死!"正是由于战时的军国主义毒素远未彻底肃清,由于战后学校教育的误导,不仅当年盲从、协助过侵华战争的部 分日本国民没有全部随着日本国的战败而真正走向觉醒,而且那些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年,要么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历 史知之甚少,要么不肯为父辈参加的那场战争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有的甚至产生可怕的复仇心理。例如,中小学生们在看了《山丹之 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和理解,反而在自己的作文中情不自禁地恨恨写道:"此仇必报!" "下次一定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以致仗义执言的家永三郎、东史郎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政府的冷遇和右翼势力的威胁,而且还要经常 忍受来自周围不觉悟的民众类似"卖国贼"一类的谩骂和讽刺。军国主义思想潜存于民众意识的底层和日本国民错误的战争史观,为日本 政要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提供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盟国对日德两国的战后处理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
 

  盟国的纽伦堡审判起诉德国甲级战犯21人,处死12人;东京审判起诉日本甲级战犯25人,处死7人(其中放跑了头号战犯裕仁天皇) 。盟国仅在西德就起诉大小战犯230多万人,定罪人数逾15万,而且仅第一次公审的5025人中,就有806人被判处死刑,486人被立即执行 ;而盟国在亚洲不仅共起诉日本战犯5423人,其中定罪4226人,判处死刑941人,而且除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极少数战犯外,绝大多数日本 战犯(其中包括一些已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很快都被提前释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虽然同是盟国组织的国际军事 法庭,但却因其惩罚战犯力度上的天壤之别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教育意义。法国代表弗朗索瓦·德芒东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致辞说:"这次 审判工作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前途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个庄严的法庭对纳粹德国进行的判决是对该民族的第一次启迪,并表现为对 重新教育及重新增长率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的最可靠的起点。在未来的岁月中,这种重新教育是对德意志民族的巨大关怀。"纽伦堡法 庭上的美国首席检察官杰克逊也指出:"纽伦堡审判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
  而受冷战影响草草收场的东京审判,其教育意义则大打折扣。正如1995年8月16日的法国《世界日报》载文指出:"与关心日本的民 主化相比更关心使日本成为其反共政策枢纽的美国人宽恕了日本天皇并释放了战犯,从而鼓励了一种集体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正是由于 美国有意保留天皇制和释放全部战犯,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和军国主义复活种下了祸根。与此同时,与欧洲遭受过纳粹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从未放弃对德战争索赔和追捕漏网战犯不同,亚洲大多数受害国家对日本过于宽大,不仅宽恕日本战犯,而且基本放弃了对日战 争索赔。这就很容易给日本右翼势力提供"口实"或造成一种错觉:盟国不惩办战犯,受害国又不要战争赔款,这样的战争能说是侵略战 争吗?正因为战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尝到过经济破产的滋味,这就使得日本政要失去了历史负罪感,并公然用否认侵略历史来回 报"以德报怨"的亚洲各国人民。

战后日德两国的政权基础不同
 

  德国战败后,盟国吸取了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向战败国一味掠夺却不去铲除军国主义祸根,致使德国再度为祸世界的沉痛教训,认识到 在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改造之前,任何一个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都不值得信任,于是盟国占领当局担负起彻底清算德国纳 粹残余势力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历史性工作。在1945年至1949年苏美英法分区占领期间,不仅解除了德国武装、取缔了德国全部纳粹党 团,而且彻底打碎了德国原中央政府机构,由"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占领期间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中央政府职能。此间,尽管 德国的一些旧的地方行政机关还在工作,但其原地方官多已出逃,所剩无几。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7日和10月7日分别成立了崭新的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论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其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战时遭受过纳粹政权迫害的原抵抗运动成员、 流亡民主人士等"历史清白者"和"政治上无负担者",绝无旧纳粹官僚置身其中,实现了新旧政权的一刀两断。这一政权基础使德国新 政要,能够客观地审视和彻底反省前纳粹政府的战争责任和罪行。
  反观日本,战后政府与战时政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继承性。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促使 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初步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在内的对日政策。但随着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 出笼即冷战开始,美国迅速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但重新武装和释放战犯,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的战时政治 体制和统治机构。表现在:(1)战争祸根天皇制被保留。尽管1946年1月1日的《人间宣言》使裕仁天皇走下了神坛,同年11月3日颁布的 《日本国宪法》又使他仅仅成为日本国的象征,但作为二战罪魁祸首的裕仁天皇和作为侵略战争根源的天皇制的保留,意味着战时的日本 统治核心在延续。(2)战犯重返政府中枢掌控国家大权。战后日本的第一、第二、第三届内阁首相,不是出身皇族就是出身旧官僚;而 在1957年组阁的岸信介本人是甲级战犯,其内阁中从大臣到长官,曾接受过"清洗"的人多达半数,以至使战后日本政府具有明显的"战 犯政府"色彩。(3)多数战时统治机构在战后继续运转。战后,美国占领当局除撤销了战时内阁中直接与军事有关的陆军省、海军省、 大东亚省、内阁情报局等部门以及大本营、参谋本部等纯军事机关外,其他中央省厅仍继续行使政府职能,并一直沿袭至今。这使得与旧 政权具有明显承继关系的战后日本政府,必然会因其统治核心、多数官僚和多数政府机关依旧而对战时政府的战争责任和罪行的反省受到 极大的限制。

战后日德两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同
 

  20世纪初,英国地缘战略家麦金德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 世界岛,谁就统治了整个世界。"战前,地处欧洲心脏地带的德国在这一"地缘政治"理论的诱惑下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结果身受其害 ,均以失败而告终;战后,德国又身受抛弃这一"地缘政治"理论之惠,经济腾飞,国家复归统一。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战后德国政要自 我抛弃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并能够正确认识本国的侵略历史,又恰恰是德国在战后所面临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所使然。表现在:
  (1)地处欧陆中心这一地理环境的影响。德国的周边国家波兰、捷克、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曾深受纳粹侵略之害。德国法西 斯的过去和战后日渐强大的现实,使这些毗邻国家长期抱有"恐德心理"。因此,这些国家一直在警惕注视和不断敲打着德国,使德国领 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德国政要深知,要想让自己在欧洲站稳脚跟,必须首先消除周边邻国的"恐德心理";而解除 邻国恐惧心理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对本国的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真诚忏悔,以表明德国不重走历史老路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2)盟国分区占领和钳制的制约。由于德国两度为祸世界,所以战后初期很快被苏美英法分割占领,国家命运操诸于四大国手中。冷战 开始以后,尽管美英的对德政策有所改变,但无论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还是美国试图将德国重建为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的战略构想, 都无法改变蒙受过亡国耻辱的法国和饱受德国法西斯侵略之害的社会主义苏联削弱德国的决心和政策。戴高乐曾多次表示:"不许可再有 中央集权的德国。……这是防止德国危险势力再起的首要条件。"苏联除了最大限度地索要战争赔款、拆迁苏占区工业设备、平移德波边 界外,还着手对自己占领下的东德进行彻底的改造,并试图用自己的模式进一步统一西方占领区。正因为夙敌法国和冷战一极苏联的对德 削弱、分割政策,使德国深受束缚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恰如美国历史学家休斯所说:"苏联统辖东欧并协助控制德国;英法两国分别在 地中海和西欧大陆起主导作用;战时盟友的联合力量牢牢地钳制住德国。"
  (3)冷战格局的影响。冷战时期处于势不两立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夹缝中的德国,被一幅厚重的"铁幕"一分为二长达40余年 之久。此间,两大集团若一旦开启战端,两德势必首当其冲。尤其联邦德国,其国土东西长不过453公里,南北宽只有83公里,几无纵深 可言。冷战格局给德国造成的压力正如西德前总理施密特所言:"我住在汉堡,如果我坐上汽车向东驶去,大约45分钟便到达了所谓的铁 幕。假使人们放我通行,我只需再开30分钟就到达俄国第一个坦克营地。反之,俄国部队也只需一个多小时就到我家了。苏联的飞机则只 需几分钟便可出现在汉堡上空。"德国在战后所处的这般地缘政治环境,就使其领导人凡事特别是在涉及民族感情的历史认识问题上不得 不谨慎处之;使其认识到惟有这样,德国才能维持民族生存和实现国家统一。
  战后,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德国迥然不同:
  (1)孤悬于茫茫大海中的岛国地理,制约了日本政要对战争的反省。一方面,国土狭小而人口众多,使少数日本政要始终对亚洲大陆 心存扩张野心;另一方面,相对孤立的地理环境造成包括日本政要在内的日本人视野狭窄和以日本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他们只看到原子弹 爆炸给日本民族造成的伤害和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310万人,却视而不见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别国特别是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 换言之,日本政要只强调所谓"受害者"一面而无视"加害者"的另一面,特别是没有认清或者根本就不想认清"加害"与"受害"之间 的因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岛国地理环境的间接影响。
  (2)周边不存在真正构成威胁的强国,客观上为日本政要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从盟国方面来看,战后的日本由 美国独占,而不像德国那样被多国分割占领。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一方面在扶蒋失败后转而扶植日本,对日本政要歪曲历史的言行 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甚至默许和鼓励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另一方面,美日安保体制的建立,又使日本政要由于有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 而敢于在历史问题上忘乎所以、大肆"翻案"。
  从日本的周边国家来看,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多数国家虽然对日本深恶痛绝,但由于他们正忙于内战或民族独立斗争而大大降低了 自己在对日问题上的发言权,因而处于不得不接受世界霸主--美国政府的意志之被动地位,根本无法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换言之,在 远东存在着使冷战当事国一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得到不折不扣贯彻的国际环境,这与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意图和政策备受欧洲强 国牵制的情形迥然不同;与此相关联,与德国首当其冲成为美苏冷战政策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受害者截然相反,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国冷战政 策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受益者。周边无强国特别是几乎不存在强烈要求惩罚日本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一方面使日本获得了迅速 发展经济的"天佑良机",同时也深远地影响了日本政要对本国侵略历史的自觉反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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