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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代史的专家、学者认为，"葫芦岛大遣返"是现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一笔，特别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日子里，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有着多重的现实意义。
――"大遣返"表现出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１４年间，中国人民遭受到空前的民族苦难。在"三光"政策下，百姓的财产被劫掠，姐妹的身体被强暴，数千万人死于这场最残酷的战争中。但是，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没有以暴易暴，没有对百万日本侨民大加鞑伐，而是迅速安排日本侨民回国。在当时制定的《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上，第一条就强调："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到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它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月，中国政府仍拨出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和１３４４１节火车皮，以供遣返之需。据《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仅１９４６年５月至８月，遣返经费开支就达１．４７亿元（东北流通券），其中仅日本侨民伙食费就支出了１．２亿元（东北流通券）。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给日侨中的小孩子腾出热炕，端水送饭。有一次，日本遣返轮船"大安丸"因故在葫芦岛港停泊了２０多天，燃料耗尽，中方立即送去燃煤５０吨。还有一次，日侨转运所发生霍乱，中方医生、护士全力防治，扑灭了可怕的传染病。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尊重人权，实行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这一点，就连日本人编写的《满洲国史》也承认，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发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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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遣返"彰显了中华民族内部不同党派之间求同存异、精诚合作的力量。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控制东北争夺激烈，军事摩擦不断。但是在遣返日侨这件事上，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相互协调，互为方便。当时，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日侨约有３０万人，国民党控制区内的日侨有８０万人。双方经协商，决定分批分期有序遣返日侨。当时中国共产党驻沈阳代表饶漱石、伍修权，东北民主联军高级将领李敏然（李立三）等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１日，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日侨开始遣返，仅用一个月时间，除部份留用人员外，１８２２２２名日侨就全部遗返完毕。国共双方在遣返日侨行动中信守诺言，没有趁机骚扰或打击对方的军事力量。
重温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历史，人们更加坚信：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海峡两岸什么都能协商，什么都能办好。过去百万日侨大遣返做到了，现在台海和平、祖国统一也一定能做得到。
――"大遣返"凝聚着中美两国"二战"历史上的一段合作，也是中美成功处理双边或多边关系的成功范例。在遣返日侨过程中，当时的美国政府做了许多协调性工作，包括为大遣返急调１２０艘船只，其中既包括第六舰队的大型运输舰，也有日本的民船如"北斗丸"、"大郁丸"等。这些舰船日夜穿梭，往返于葫芦岛港和日本的佐世保、博多、舞鹤等港口，航次多达８００余次，最终完成了任务。
――"大遣返"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苦难，日本人民也承担苦难的事实，可以促使日本政府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据史料披露，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曾不负责任地采取"弃民"政策，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当时处境十分艰难，溃逃过程中自杀、饿死、病亡的人数达到１７４０２２人，其中"开拓团"的团民就死亡了７８５００人。侥幸活下来的日侨，绝大多数汇集到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中城市的难民收容所中，苦苦地等待回国。
当时在哈尔滨日本难民联络会工作的村井光雄先生回忆：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以后，桃山小学难民收容所每天约有３０人死于饥饿、寒冷和斑疹伤寒，男女老少的尸体都堆放在学校操场上，直到第二年５月，才用马车将这些尸体运送到公共墓地安葬。
平吉子与菊地荣是亲姐妹，都是从葫芦岛遣返的。她们回忆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消息传来，她们全家就从北满仓惶疏散。当时，家里的牛、马都扔下了，只背了一些干粮，父亲还背了一支猎枪和一张渔网，怕万一路上找不到吃的捕个鱼打个兔子好充饥。到了绥化，全家听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便在飞机场的仓库苦候了一个月，然后才坐上火车到了葫芦岛。这中间，父亲因患斑疹伤寒而死，９岁的妹妹死于营养失调，２２岁的姐姐因腹膜炎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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