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出租车

　　大连白云旅游汽车出租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公司）是大连市城市建设管理局下属的国有企业，为大连市第二大出租汽车公司。２００３年４、５月间，白云公司按上级要求进行了改制，原公司法定代表人Ｌ先生等１５名管理层人员以４０４万元的协议价格将公司买下。在新注册的民营公司中，公司原经理Ｌ先生和原党委书记Ｘ女士共持有８０％多的股份。
　　在白云公司转制过程中，人们对这家国企所拥有的优质无形资产――２２３个出租车营运号牌最为关心，对这些行政稀缺资源的转让价格最为敏感，因为这些号牌在业界被视为“无价之宝“。记者从大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处和一些出租汽车公司、出租司机处了解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租车行业刚刚兴起时，出租车营运号牌由大连市政府有关部门无偿审批发放，当时并没有规定使用期限。１９９２年之后，由于出租车行业行情看好，出租车营运号牌已是黄金有价，“一号”难求。大连市开始对出租车营运号牌实行有偿拍卖。一个营运号牌从１９９２年初拍时的４万元成交，飙升到五年后即１９９７年以１８万元落槌。此后，由于大连市内出租车已近饱和，自１９９７年起大连市就不再以任何形式发放出租车营运号牌，并出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凡通过行政审批方式无偿取得营运号牌的经营者，须缴纳有偿使用金。大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处目前对每个无偿（即１９９２年前获得的出租车营运号牌）转为有偿使用的出租车营运号牌一次性收取１０年２万元的有偿使用金。
　　一些知情人士告诉记者，２万元有偿使用金只是交给管理部门的费用。实际上，一台新出租车在个人之间转让的话，至少得３０多万元，而出租车本身也就值１０多万元，真正值钱的是出租车营运号牌。如果是包一台出租车干的话，向出租汽车公司交的“份儿钱”中大部分也是出租汽车营运号牌使用费，一天就得百八十元。对出租车公司来说，谁手中握有的“出租车营运号牌”越多，谁就能攫取更大利润。２００４年３月，也就是白云公司转制前夕，大连两家公司之间曾转让过１０个出租车营运号牌，单价高达２０万元。如果依此计算，白云公司的２２３个出租车营运号牌市场价值可达４０００多万元。
　　对于目前市场价值如此之高的营运号牌，在白云公司由国企变民营的改制过程中，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处理意见是由无偿转为有偿使用，每个号牌按２万元计算，期限为１０年。而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在相关改制批复文件中进一步提出：根据市领导的批示精神，白云公司改制时，如一次性缴清有偿使用金，“每个营运号牌有偿使用金优惠为１万元。”这也就意味着：由于转制政策的优惠，刘吉山等人只需付２２３万元，就能得到目前市场价值达４０００多万元的２２３个出租车营运号牌，而且在转让条款中并没有限制二次转让的条款。

大连街头一角

　　大连市白云公司在转制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其实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记者在辽宁省采访时获悉，在国企改制产权交易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为促进和鼓励国退民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土地、无形资产、管理层收购和一次性付清转让价款方面予以受让方诸多优惠。如一些地方规定：对产权交易中涉及的土地，价格优惠５０％；内部职工受让或管理层收购持股或控股（ＭＢＯ），价格优惠１５％；一次性付清转让价款的，再优惠１０％等等，形成了丰厚的“政策性得利”。同时，国企转制过程中无形资产由于未引起充分重视，相关法律、政策不明确也造成了“政策性得利”。辽宁信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注册会计师于超英指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要特别关注无形资产的流失。一些国有企业是老字号或知名企业，其商标、商号、销售网络以及掌控的公共稀缺资源（特许经营）等，经过多年的信誉积淀已成为金字招牌，价值非常可观。但是由于这些商标、商号、销售网络以及掌控的公共稀缺资源（特许经营）等没有实物形态，加之无形资产带来的效益存在着不稳定性，又缺乏利益主体的关注，因此往往不被纳入资产评估范畴或评估价过低，严重背离市场价值，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林木西教授认为，对这种“政策性得利”要作历史和辩证的分析。产权交易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在信息披露不充分、出让国企往往资不抵债的情况，受让方一是要承担较大风险，二是也没有更大经济实力来全额购买，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制订优惠政策，让受让方获得“政策性得利”，并借此希望原国企能增值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到今天，继续实施这种“政策优惠”缺少法律依据，会造成一些新的问题。
　　专家们分析认为，在国企转制日益强调法制化、规范化的今天，让受让方获得过多的“政策性得利”并非理性行为，潜伏着很大弊端：
　　一是这种政策优惠往往破坏市场交易中的公平性，使国有资产在合理名义下流失。沈阳产权交易中心主任常青认为，产权交易最基本的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如果有诸如“内部职工受让或管理层收购就优惠”的条款，那么相对于外部受让方就是一种歧视和不公。另外，产权交易的一个功能是价格发现，如果有众多的优惠政策，会使转让的国企资产价格大打折扣。
　　二是助长一些受让人的投机行为，购买国企产权只是从中掘金，捞一把就走，而企业在一次次产权交易中被敲骨吸髓。林木西教授认为，我们现在对国有企业的受让人行为并没有限制性法律、法规，约束力差。如果我们在国企产权交易中给予受让方（特别是采取管理层收购方式的受让方）太多优惠，就难以避免个别受让人将企业买到手后放弃“受托责任”，把转让国企中有价值的核心资产转手再次出卖或放弃继续经营。
　　三是容易造成部分国企受让人“一夜暴富”，拉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不满情绪。辽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牛睿认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社会公正。在国企产权交易中，由于一些原国企的管理层人员上下勾结，内外做弊，本来就将国企资产隐匿了不少，如果再给予太多的政策优惠，会使这些人以小搏大，得到普通职工难以想象的利益。国企转制后千人下岗，一人暴富的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林木西教授认为，国企转制到了今天，一定要依法办事，规范交易，在阳光下进行。要尽可能考虑到公平，让大多数国企职工也能在国企转制中得到合理合法的利益。改革要付出成本，但这个成本要尽量小，这样社会才会和谐，经济才会持续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