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江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恰好也是戊戌变法110周年。这两次中国历史上靠得最近的重大改革的命运和结果迥然不同。总结中国历次

    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外国的经验教训，能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和推动，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由于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保守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仅仅进行103天就寿终正寝，光绪被软禁，康、梁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刑场。

    1978年开始，由邓小平倡导和推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年，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迄今为止，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壮阔、持久和深刻的改革运动，从总体上来看，进行顺利，成果巨大，影响深远，势头经久不衰。这场改革运动的成就，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和领导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扬和高度评价。我们可以骄傲地、自信地宣告：中国当代的这场伟大改革已获得成功！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幸运。

    凡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失败和遭清算，几乎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所有改革和改革者的共同命运。 戊戌变法只不过是十几次大小变法惨剧中的一次、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以封建社会三大著名的“变法”为例。封建社会初期，商鞅变法，在经济上废除奴隶制土地制度，实行“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抑制工商，统一度量衡；在军事上“励军功”，实行20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政治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些伟大改革措施实行20多年，使偏于西北一隅的秦国逐渐强大，为日后秦国称霸和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去世，过去因反对变法而遭商鞅“割鼻”处罚的公子虔立即纠集奴隶制旧势力对变法者实行无情报复，污蔑商鞅“谋反”，对其处以“车裂”。这是一个改革虽然取得功效，但改革者却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例子。

    封建社会中期的王安石变法，是针对北宋建国后多年“积弊”和“积贫积弱”而进行的一次改革，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了包括青苗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以及改革科举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些改革措施由于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从一开始就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制，一波三折，加上王安石不讲究策略、不善于处理与反对派的关系，导致统治阶级矛盾愈演愈烈， 终于陷入“党争”泥淖，不能自拔。宋哲宗元佑8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宣布恢复“祖宗旧制”。闹腾了十几年的变法“枉劳无功”，宋朝积弊依旧，王安石也声名狼藉。变法失败后不久，王安石忧郁而死，他没有坐牢、杀头，已算是幸运的了。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次著名变法是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是一项侧重于赋役制度的改革。将过去以粮食为主、货币为辅，按地、户、丁分别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制度，改为按地、按人征收货币的制度，将过去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从而简化了税制，增加了国库收入。张居正主政十年，国库储备粮可供五六年食用，农民负担减轻，北方边防得到了加强。但张居正暴病死后仅半年，反对派就开始发难，污蔑张居正“专权乱政”、“谋国不忠”，明神宗宣布废止一切新政，并对张家满门查抄，将张家的十多口人活活饿死，连80岁的老母也不能幸免，张居正差一点被开棺戮尸。尽管后来朝廷和社会对张居正在一定程度上给以恢复名誉，甚至称之为“救时宰相”，但那毕竟是变法失败多年后的事了。

    “维新变法难成功，改革志士无善终”，这是中国人对中国封建社会变法史的总结。因此往往是“谈变法而色变”。变法维新成了讥讽、嘲弄甚至批判的话题。既然通过渐进、和缓的变革方式解决社会积弊的道路走不通，那就只能诉诸暴力和革命来实现王朝更替了。这是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之处。

    与历史上那些惨遭失败的变法相比， 中国当代的改革已经以中国迄今唯一成功的改革范例载入了历史。为什么过去的改革大都失败、改革者都没落得好下场，唯独当代的改革取得成功、改革者们能功德圆满呢？原因可以列出许多条，但我认为关键有两条。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任何旨在革除积弊，缓和矛盾，推动发展，富国强兵的变革，都有合理性和进步性。但谁来发动、领导和支持改革运动，却与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

    翻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改革史，可以看出，历次变法、维新都是由宰相、大臣或社会志士名流提出、推动，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帝王）批准，改革者的权力来自皇帝。这种模式等于在改革者头上悬了一把剑，必然严重束缚改革者的手脚： 改什么，怎么改，改革走多远，改革成果怎么评价，改革失误谁来承担责任，该受什么样的追究，都是皇帝说了算。另外，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招来既得利益者和传统势力的阻挠和反抗，也就是说改革者难免要给自己树敌。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总是处于势单力薄的不利境地，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和风险。得到皇帝支持，改革尚能推进，改革者的日子比较好过，一旦失去皇帝支持（皇帝或改变态度，或去世），“人亡政息”，改革失败和改革派遭清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历次变法无一例外。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一开始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亲自发动和全力推动的， 始终处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邓小平是党的领袖，是改革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凭他的权力、威望和经验，确实对改革的发动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独特的作用。但改革不是靠他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也不是靠一群人的智慧和力量，而是靠全党的智慧和力量。一句话，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意志和行动。

    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改革的举措和步骤，改革的方略和政策，改革的先后和轻重缓急，无一不是在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基础上，经过党的会议形成决议后，积极而又稳步推进的。党的坚强领导，既保证了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使改革少失误、少走弯路，而且使改革获得强大的抗御风险和排除干扰的保护，从而始终得以健康和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等老一代改革家离世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改革大业从未中断。这是历史上的其它改革所不具备的条件，也是当代改革与过去改革命运和结果迥然不同的最大奥秘。

    二是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历次的封建社会的变法，都是在皇宫里由极少数人酝酿发动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和延长王朝的寿命，而不是为了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人民无权参与变革过程，无权分享变革成果，当然对变法和变法者的命运也无从关心。这些没有人民群众基础的变法，就像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经不起任何风暴袭击。

    中国当代的改革，固然有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提高执政能力的考虑，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它领导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革除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社会长治久安。

    判断改革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主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一切改革举措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人民不是改革的旁观者，而是改革的主人，直接参与改革，共享改革成果。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普遍改善，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转变，现在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进。人民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未来希望，因而衷心支持改革。

    三是改革策略正确

    在改革顺序上，先农村，后城市。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70％以上，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解决了，就稳住了大头；相对来说，农村情况较简单，改革容易推开，城市较复杂，改革需做大量准备工作；农村改革见效快，可以为城市改革提供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保障；农村改革成功能为整个改革积累经验，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

    先侧重经济改革，同时不失时机地在某些政治领域进行改革。

    搞活经济相对容易，只要政策适度放宽，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很快就能形成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和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产权改革和金融改革较复杂、较困难，就放在稍后进行。

    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既是重大政治改革，又比较容易做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实现了。规定领导职务任期制，是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把政治改革引向深入。这些年来，围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国家政治领域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取得显著进步。

    先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经济特区建设、国企改革、税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农村基层选举改革等，无不在试点基础上推开的。

    循序渐进，或“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宝贵经验。

    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国外舆论一直有很多议论，中国改革者注意听取各种声音，吸取某些善意的、有益的建议，但始终保持改革的独立性，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不为外面舆论所左右。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历程，仍方兴未艾，任重道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深懂得，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会平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会一帆风顺，但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意，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举国举世公认。任何否定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停顿或倒退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改革的目标必将全面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繁荣昌盛的、民主文明的、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必将屹立在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