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投资理财及财产性收入开始出现，并初步显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问题，困难群体更加“弱势”化，并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要求反腐败进一步深入、公务员工资透明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对国企经营者薪酬、公共财政体制，及地方行政成本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

    2007年底记者进行第三次收入分配调研时，恰值十七大刚刚结束。在这次重要的党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精辟论述，明确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并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一重要论述。

    记者调研时发现，在这一背景下，尽管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社会各方却似乎更趋理性。仔细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和为困难群体“兜底”的惠民政策；二是日渐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部分平衡了社会各界的心理焦虑；三是日益健康丰富的投资理财渠道，也使一些普通群众通过理财合法地增加了收入。

    与此同时，社会对政府调节收入的有效性日益关注。物业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以及个人收入起征点、高收入人群税收征管等，都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

    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汲取能力也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职工工资占GDP比重的总体下行，使“藏富于民”还是“加大转移支付”；中国宏观税负是高是低等讨论屡见媒体报章。采访中有学者指出，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将在加重百姓税收负担的同时，降低市场配置“效率”，背离税收“中性”原则；有学者认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制约了我国消费能力的提高。由于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水平下降，公平的缺失最终损害效率。

    本刊记者观察认为，当前社会各方对收入差距拉大表现出的理性，一方面与中央加大社会统筹和保障性建设投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不无无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渐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变，很可能出现格局固化的情况，进而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快遏制这一势头，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为中央及各级政府工作中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