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春潮中的沈阳向东生产队

    风嗖嗖地刮在返城“知青”王朝烈的脸上，尽管已盼望了7年，但当真的启程时，他的感受却是“清凉凉平淡淡”……

    王朝烈身后是渐行渐远的向东生产队，那里正酝酿着一场变革……

老包夫妇还在使用家里的第一个大件———缝纫机■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贾民 摄

    通过“对暗号”把鸡蛋卖给信得过的村民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改革，可是心里就暗暗地盼啊，这农民一年到头种的养的这些东西，要是自己能留下点吃或者换点什么该有多好

    旧站村的老人们说，他们村因村东南的老火车站而得名。

    这是一个位于沈阳东部富裕的村庄，南有通往抚顺方向的铁路、公路，而今是沈抚同城化的重要枢纽；北有沈阳市第十三中学，本文所提及的村民，多曾在那里就读；在这个村子的东部，有毛泽东曾视察过的电井，再向东不远曾是一家国营化肥厂，化肥厂的职工曾经每天早上坐着火车来上班，令村民们羡慕甚至嫉妒的还有他们大多是非农户口，工资福利待遇比他们高好多；村子向西是蜿蜒流淌的旧站河，最终它将汇入浑河，再向西是一座小山，王朝烈曾率领知识青年们在那里开垦梯田……

    上世纪70年代末，这里是广袤中国大地上各种社会问题具体而微的一处所在。

    向东生产队是个富队，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很少出现旷工现象，而且粮食产量也不错。

    “当时不像现在可以上街买个种子啥的，我们种旱田，就从苞米棒子上直接往下搓种子，再说也没有化肥啥的，一亩地也就打四五百斤粮食，可现在一亩地打1000斤算是不会种地的。”63岁的郑明植曾是向东生产队第四生产小队的队长。

    当时壮劳力们下田干活，一天可以拿10个工分，折合人民币1元多。

    由于生产小队队长们还肩负管理任务，因此还可以多拿两个工分，与当时的“车把式”领到的一样，也就是说年收入在300多元。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10个工分，中小学刚毕业的孩子下田，每人每天就只能有五六个工分，妇女是七八个工分……

    山多田少的生产队就没有向东人这么幸运了，有的村地里不怎么打粮食，一个社员一天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就2分钱，刚够买盒火柴。

    1978年，冰层下的潜流已开始涌动，这个小村子也开始慢慢“解冻”复苏了。村民们已开始暗中尝试改革了。

    “那时候土豆、芸豆都不让卖，我们就偷着卖，我们把家里母鸡下的蛋攒起来，一个鸡蛋几分钱，或者可以换些实用的东西。”曾任第二生产小队队长的刘成业回忆说。尽管出现个体户还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但这些农民们无意间已开始了自由经济。

    那时候街上也没有什么集市，老百姓手里有了鸡蛋、蔬菜、粮食什么的，就偷偷拿到信得过的村民家里，几个人像对暗号一样问对方要不要……

    “我们是有自留地，可是谁都不敢多养、多种，怕被人揪尾巴，再说也没有闲钱去弄那些啊！”曾担任第六生产小队队长的包思正指着自家的院子说。当时他家里曾养过一两口猪，如果想要吃猪肉，就得把它送到生产队，然后才能换几斤肉票……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改革，可是心里就暗暗地盼啊，这农民一年到头种的养的这些东西，要是自己能留下点吃或者换点什么该有多好。”郑明植说。

    工人三百多元的年收入让村民眼热

    你可要知道啊，当时那个厂有多牛，咱村的小伙子、大姑娘无论多优秀，因为是农业户口就是进不去啊

    当时，村民们看着最为眼热的是相去不远的那家化肥厂，也就是以后的沈阳市石油化工厂，这个厂在最鼎盛时职工数达到了3800人。

    “你可要知道啊，当时那个厂有多牛，咱村的小伙子、大姑娘无论多优秀，因为是农业户口就是进不去啊。”包思正说。

    当时厂里一个普通职工的年收入就有300多元，这相当于一位农民收入的上限，而且工厂还会不定期地给职工发放肉票、布票、油票，当时每名职工每个月可以领到三两油，村民们一年才能领到一斤二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村民们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了。包思正率领的第六生产小队在当年的生产中表现出色，生产队给了他重奖———可以购买一台缝纫机的“票”。

    至今，老包的家里还摆放着这台缝纫机，老伴偶尔还拿出来用用。包思正领到“票”后，高兴得连续几宿没睡好，自己从箱子底取出120元钱，和老伴一起进城把缝纫机给运了回来……这是他家置办的第一个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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