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元就富到顶了？

    你们的笑不是好笑，是被我吓笑了。500元算什么，你们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能真富起来吗

    得到主政辽宁的指示时，任仲夷面临的最主要工作是“稳住辽宁大局”！按照秘书张岳琦当时的理解，具体做法就是“搞好对‘四人帮’及其党羽的揭批查”。

    但任仲夷没有把事情理解得那么简单。1977年2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讲话时提出，“我们辽宁这么多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怎么抓？我感到还是按中央指示去做，抓住深揭深批‘四人帮’这个纲……此外还要把工农业生产促上去，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任仲夷认为：经济发展也是稳定住辽宁大局的必要条件。

    按照辽宁省原副省长王纪元的回忆，辽宁当时的粮食、猪肉、豆油都短缺，城市每人每月只供应3两油、半斤猪肉和8斤豆饼做的豆腐。蔬菜、副食也都是凭票供应。

    但是在经济建设具体实施过程中，张岳琦却发现，现实情况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任仲夷提出了“农村抓富”的口号，并在全省发动了一场“要不要富、敢不敢富、能不能富、怎么样富”的大讨论。很快，讨论诱发了“资本主义势力泛滥”的声音。范敬宜为此撰写了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农村述评对这种声音给予批驳。但是就在这篇文章在《辽宁日报》见报的当天，适逢辽宁省委召开二级干部会议，不少干部看了报纸纷纷议论，“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如此猖獗，还说是没有过头，纯粹是胡说八道！”“范敬宜这个右派还没有当够！”

    此时任仲夷再一次显现出了他的强硬：“我完全赞成范敬宜这位记者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

    据记者王廉统计，从1977年到1979年，任仲夷在全省三级干部会和其他农业发展专题会上，平均每个月有三次发言，都强调一个中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即使是这样，任仲夷仍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人们的观念。范敬宜记得，一次任仲夷到营口县参加一个大队干部会议，“那年营口县农村人均收入达到200元，人们都认为已经富到了顶，不可能再富了。任仲夷就在会上说，‘200元就到顶了？我相信，只要坚持这样干下去，三年以后完全可以达到500元。’当时在会上引起一阵轰笑。任仲夷只好大声说，‘你们笑什么？你们的笑不是好笑，是被我吓笑了。500元算什么，你们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能真富起来吗？’”

    不能让农民交完粮再买粮

    城市如果缺粮了，农村就以县为单位，在完成征购粮任务前提下，允许农民把余粮拿到农贸市场自由出售

    一项数据是：当时辽宁农民的“生产粮食国家征购”一般占产量的25%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出现征过头粮现象。1973年时辽宁粮食增产11亿斤，省里却超购13亿斤，征购占到了产量的29.8%。

    “估产过高、征购过头，农民口粮平均只有300多斤原粮。计划经济时期，农民交完征购粮后还得买高价粮吃。粮食紧张直接影响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辽宁省原副省长王纪元回忆。

    任仲夷提出“坚持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法后，针对计划经济时期粮食供应的问题，调减了辽宁的征购任务，“城市如果缺粮了，农村就以县为单位，在完成征购粮任务前提下，允许农民把余粮拿到农贸市场自由出售……”王纪元回忆，“这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粮食紧张的状况！”

    多年以后，部分研究人员曾认为任仲夷能提出“相结合”理论是因为他身赋异禀，“‘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仲夷被列举的‘罪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创办服务业和手工业。理由是：任仲夷允许城市居民经营诸如自行车、补鞋、磨菜刀、补锅等为群众生活服务的行业，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实际上，任仲夷的观念主要是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曾在文章《追寻1978年的历史转折》中有所回忆，“正如小平同志所讲，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发展经济，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这其中）首先思想要跟上……”

    1980年10月，任仲夷接到中央调派，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此时他已经在辽宁工作了近4年时间，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并成功引领辽宁进入了未来持续3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

    记者 穆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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