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思想解放并不慢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辽宁的转身,在辽宁党内高层是否存在争论?
胡亦民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由于辽宁高层的老干部都是‘文革’期间被打倒的,所以对于改革、拨乱反正的认识是非常统一的,这里有对小平同志的信任,也有每个人的实际体会。当然,在当时一些中层干部脑海中还是有一些怀疑的,经历了多年的各种运动,部分干部担心还会出现什么反复,不过,这种争议只是在私下里交流而没有公开讨论。”
76岁的辽宁大学原校长冯玉忠却有不同的意见,这名始终保持着反思精神的学者告诉记者:“事实上,改革初期并非风平浪静,在这场涉及到国家命运以及每个人命运的变革中,怎么可能会没有争论?那时候,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包括很多群众,经常会参加一些沙龙,对各种问题进行讨论。”
在辽宁改革开放的30年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辽宁逐渐失去了辽老大的光彩,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辽宁思想解放落后于南方”。在当时甚至还有一句顺口溜“山东靠老乡,广东靠开放,辽宁靠毛泽东思想”,其中含义不难理解。
胡亦民对此并不认同:“辽宁思想解放并不慢,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中国第一家国营企业租赁经营,中国第一家企业倒闭,中国第一家企业发行股票,这些都发生在辽宁,也就是说,辽宁的一些探索甚至走在全国前列。经济排位落后,是因为辽宁自身计划经济惯性太大。辽宁是中国最早解放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先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地方,当生产力要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身的时候,南方因为包袱少担子轻,转向市场自然容易,而辽宁多年来承担着国家的税收,拥有无数家国营企业,如果没有成型的可以借鉴的成功模式,是不能轻易尝试转身的。以辽宁的情况来看,要求必须转向市场不容失败。”
最早提出“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1992年以后在中国开始流行,但是在辽宁,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最早提出了相近概念的“商品经济”。
冯玉忠在80年代初,不仅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而且还公开宣称“改革需要理论,理论需要改革”。这句话也给冯玉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有一年中央委员选举,我也是候选人之一,我的观点‘理论需要改革’引起了部分人的意见,‘理论需要改革?邓小平理论还需要改革吗?’实际上我所谓的理论并不是指邓小平理论。”时过境迁后,冯玉忠可以气定神闲地回忆,“坦率地说,无论是商品经济概念还是后来的理论改革,我没有受到来自省里高层的任何压力,反而是中央有些不同的意见。”
辽宁最初的风气开放,得益于当时主政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后来的省委组织部部长尚文,在1979年7月1日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尚文告诉记者:“由于‘文革’耽误了一批适龄干部,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不得不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处级干部直接升为厅局级,一个鞍钢的副科长可以直接成为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任仲夷有一个秘书叫雷宇,敢和任仲夷公开辩论,故而被称之为“雷大胆”,而任仲夷对雷宇的使用也是独具匠心。先是到海南任专员,后来又到广东某市任副市长。“他当时的一些做法是突破了国家政策,当时,我还和他探讨,辽宁是否可以这样做,雷宇说‘不具可比性,辽宁的负担太重,改革不容有失。’”
不容有失的辽宁在1978年艰难转身,那一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85.20元,1979年辽宁GDP245亿元,到了2007年,辽宁GDP是11022亿元。
30年转身,称不上华丽,却足够成功。辽宁终于拨开了乌云,迎来了崭新的时代。记者 丛治国
[编年史]
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在中美建交的同日,美国将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12月28日,国务院通知,决定在全国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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