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7岁的王朝烈与9名同学坐着“大解放”来到了向东生产队。

    “出发的前夜，心里感觉并不算平静。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就要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一番了，在当时青年人的思想中，往往会把这种情绪崇高化，更何况那是毛主席曾去视察过的村子；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就要离开城市了，开始一段我尚不熟悉的生活……”王朝烈说。

    “大解放”开进生产队的那一刻，令王朝烈难以忘记的一幕出现了：当时全队的上千名社员夹道欢迎，队部东头还扯起了面大红旗“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对于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娃娃来说，农村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当时的劳动口号是：“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也就是说“知青”们则必须在凌晨三点钟就起床。

    “知青”们早上起来后第一件正事，是到生产队去念报纸、学文件，每天这些睡眼惺忪的大孩子们都要这样念上15分钟才能开始下地干活。

    尽管坐火车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到达沈阳站，但是为了帮助村民们修建3000亩的梯田，王朝烈曾经连续4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后来，王朝烈当上了生产队里的党总支副书记，组织上希望他能够“扎根”，而他却希望回城。于是，他被“整”了下来，派到大山里主持建设“五·七”农业学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朝烈再次申请回城，组织上仍未给予答复。

    眼看着当年同来的知识青年纷纷被调回了城里，只有他和少数人还在留守。

    不仅是王朝烈，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申请回到城里去。

    1978年，云南“知青”们率先进京向中央提出集体返城的意愿，“解冻”开始了！那一年的3月，地刚开化，王朝烈终于能够与十里八村的知识青年们一起调回城里了。在打起背包离开向东生产队的前夜，王朝烈没有了初来时的澎湃激昂，也没有一点感伤。

    “因为盼了太久了，所以当通知我回城时，反倒兴奋不起来，当时的感觉就是清凉凉平淡淡的……”30年后已担任辽宁省体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的王朝烈淡淡地说。

    回城之路多多少少成了王朝烈和那一代青年的迷茫之路，不再像来时有着战天斗地的豪情，不再有村民的锣鼓阵阵，甚至上级也没有安排一辆送他们返城的汽车……

    “路在哪里呢？”王朝烈的疑问未尝不是当时整个国家的思索。

    “臭老九”打翻身仗成了“老大哥”

    “抓学生思想教育、整顿教师队伍。”赵广禄作出了自己复出后的第一个决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的凯歌从北京传来，我们这些昔日的‘臭老九’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老大哥’，我们心里高兴啊，当时真像是打了一个翻身仗。”赵广禄这样描绘着他当时的心情。

    1978年，53岁的赵广禄又走到了旧站小学校长的岗位上。那时的旧站小学，教室门窗破烂不堪，剩下的学生不到500人，声誉一落千丈。

    “‘文革’那10年里谁还正经上学，考不考都行……”郑明植回忆说。

    “抓学生思想教育、整顿教师队伍。”赵广禄作出了自己复出后的第一个决定。到了1979年，学生增加到了700多人，不少农民来到学校，非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这上学。

    在众多远乡来求学的孩子中，有一个叫吴迪的小朋友，原本在别村上小学，他爸爸妈妈亲自把他送到这里，非要让他在旧站小学念书，赵校长看孩子也很听话，就收下了。谁料，20年后，这个孩子成为旧站中心小学的新校长。

    后来，赵广禄还当选为镇人大代表，在全镇的人代会上，他当众谈了怎样帮助失学儿童复课的问题。人大代表们热烈鼓掌的情形让赵广禄至今历历在目，那是他在“文革”中想都不敢想的场景，可是在那一刻，他作为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却实现了……

    记者 何骞 刘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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