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公众热情讨论提高起征点时，有一个问题被严重忽视了，不妨称它为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效益悖论”，那就是：每一次起征点调整，实际上是收入越高的人获益越多，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大为减轻广大中低工薪收入者的税负”。打个比方，一个月收入1800元的人，起征点调整带给他的好处是每月少交10元；而一个月收入2000元的人，所能得到的好处是20元；一个月收入2500元的人，所能得到的好处是40元；依此类推，高收入者最高能获得的好处是每月少交180元。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个税实行的是9级累进税率，起征点提高400元,每个级别因此能减少的税款是20元,这个数字每增加一个级别就翻上一倍，因此最多能少交税款180元。诚然，少交180元对月收入10万元以上的人而言，几乎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在国家税款的意义上，这却意味着，财政收入每年减少的300亿元中的绝大部分，不是“反馈”给了因此可以免交个税的20％的职工，而是“反馈”给了其他高收入者。——这正是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不公平性所在。

    征收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平衡收入差距，起到“二次分配”的效果。但是，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用“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换来的却是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提高起征点必须与调整税率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个税调整的公平性和积极价值。具体来说，不仅应该提高起征点，更应该降低前几档税率而提高后几档税率，或者减少累进级，同时拉大前几级的收入范围而缩小后几级的收入范围。

    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效益悖论”，无疑勾勒出了一幅尴尬的图景：很多为提高个税起征点而热情鼓呼的人，实质上是为应加重税负的富人利益而努力奋斗。这就告诉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个税起征点变化，更应该关注税率调整，关注从分类所得税制到综合所得税制的税制调整。(盛翔)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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