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从社会根源上看是社保不完善”

    社会学家胡星斗认为，这个事件给人们两个启示。第一，人的生命权应是至上的，无论多少理由，都是人道主义优先。第二，当前我国的确缺乏对医疗救助的补偿措施，假如医院抢救，造成死亡或者其他风险，医院被家属告上法庭，可能要承担所有责任，如果医院实行了抢救权至上，那么医院就应得到豁免。即便需要赔偿，国家也应代替医院履行赔偿责任。

    从这个个案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医院应以救死扶伤为责任，不管什么阻力，哪怕是法律在生命权与法律基本规定冲突时，人道抢救都应优先。现实中，患者往往无法决定，这并不意味着亲属就可以剥夺患者的生命权。

    其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类问题，从社会根源上看，还是社会保障不完善，穷人怕进大医院，怕抢救，怕花钱。在发达国家，医疗有完整保障，类似的冲突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刻骨。现实中，许多农民工因为贫困放弃治疗，或暗示医生放弃治疗，主要还是医疗保障制度的现实缺陷。相信随着医保的不断完善，中国对病患建立了完整病患保障机制，并且立法对医院建立以尊重生命权为前提的医疗救助补偿措施后，类似的悲剧不会在中国重演。

“无禁止性规定医院应随机应变”

    华南理工大学民商法教授关永宏表示，这起悲剧的主要问题在于，尽管法律明文和正常情况下，医院需家属签署同意书后进行手术，但并不意味着医院因此可以逃避道义、社会和法律责任。

    关永宏认为，对于遇到特殊紧急情况，家属判断力出现问题时，医院凭借专业水平是否应该继续履行医生的天职，在民法上实际上也有紧急避险可以援引。在特殊情况下，依靠医生的专业知识完全可以判断在病人出现紧急危机，需要及时手术时，会比家属更专业知道可能的后果，从这种角度上，医院在生命维护与家属的签字权之间，实际上应该主动勇于承担责任，首先应将病人生命权放在最高位置，也就说，法律尽管规定了医院手术程序，但并没规定医院不按照法规33条执行的后果，在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医院完全应随机应变，完全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利。

    关永宏还表示，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没有精细化实际上是造成此类悲剧的外部原因。在此类通过手术脱离危险可能性相当高的特殊情况下，家属如不签字，法律是否可以根据专业人士判断，赋予医生治疗权利，对于出现可能的不良后果由家属承担，或社会保险机构赔偿。

    《广州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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