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10月14日电新华社记者曲北林

    “东亚病夫”这个称呼，曾经深深地刺痛着中国人的心。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人在体质上和运动成绩上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进步，但是在精神上，我们也完全彻底地健康起来了吗？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运会开幕刚刚两天，奥运冠军孙福明巨大的身躯就轰然倒下了，同时倒下去的还有中国体育的名声。

    为了多算一块金牌，辽宁跟解放军私下商定，让孙福明把金牌让给闫思睿。结果是闫思睿轻轻一推，孙福明就顺势一躺，结束了比赛。既然这场比赛的结果可以事先协商，人们如何相信其他的比赛就没有事先预定？这里进行的到底是全国运动会，还是全国运动成绩协商瓜分会？

    本次全运会开幕之前，已经有26例兴奋剂阳性现形，而2004年全年一共才有17例。为了防止足球作假，全运会的规则要求每一场比赛都必须赛出输赢，其结果是一些队能否进入八强，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和成绩，而是要靠世界罕见的抽签来决定。同样是为了防止作弊，有些项目对裁判的管理甚至到了“侵犯人权”的地步。他们不仅被封闭起来，还被要求上缴手机，甚至是私人的银行卡。此等措施的严厉，也是世界罕见的。

    即便如此，仍然有人私下协商预定比赛结果。更有甚者，作假者振振有词，全无歉意，居然质问记者：“这算什么新闻？”

    中国体育界为什么造假不断，防不胜防；以前还小心翼翼，现在却理直气壮？有人说，既然比赛有高额奖金，铤而走险的幕后交易就在所难免。有人说，这不怪运动员，既然规则允许，为什么不可以“合理”利用？还有人说，普天之下谁不撒谎，何必对中国运动员就格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有人说，只要是为了所谓的国家荣誉，集体利益，作假并无不妥，甚至还应提倡。有人说，中国人穷怕了，收入高了，精神文明水平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倘若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上述完全不值一驳的谬论合情合理，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我们真的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真的从精神上也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了吗？

    我们社会主义体育的宗旨到底是什么？为国争光、激发民族自豪感、开展体育外交、增强人民体质、改善体育工作者的生活质量，仅此而已吗？

    古希腊人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处在战争交火中的各方放下武器，同场竞技。倘若当时有什么人不讲诚信，利用奥运会的机会消灭自己的敌人，奥林匹克运动还能有好几千年的延续与辉煌吗？

    体育比赛中从来就不缺乏作弊的人和事，职业体育更是如此。然而作弊之后没有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当事人反而振振有词，社会舆论还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这在外国的主流社会中就十分少见了。退一万步说，难道外国运动员有欺诈行为，我们中国人就心安理得地向他们看齐吗？

    一部西方著作中对中华文明有这样的“误解”：在中华文明中，欺骗并不是特别严重的耻辱。这样的“误解”难道不像“东亚病夫”一样应该刺我们心痛，令我们发愤，催我们猛醒吗？

    十运会上的作弊现象发生在运动员身上，但是仅仅指责他们是不够公平的。缺乏诚信的问题，不光体育部门要解决，我们全社会都应该高度重视，彻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