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的人终于走了，以后，他不必刻意避开媒体的长枪短炮，也不必手机总是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了。选择在春节期间离去，或许正应了“辞旧迎新”一说。离任对他来说是一个解脱，对中国足球而言则是一个迟到的交代。

    “凡是阎世铎倡导的，我们就坚决反对！”这是一位球迷在阎世铎抛出“南北分区”理论后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不知道阎世铎看到这个能有什么感想，部分球迷俨然把阎世铎放到了中国足球的对立面去加以批判。大连人喜欢球，出租车司机尤甚，你只要开门上了车，主动提及足球，刚才还笑呵呵迎客的司机马上会板起脸，会用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先“咳”一声，随后“真臭”两个字脱口而出。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就像骂中国足球就必须带上阎世铎一样自然。问题是，阎世铎也不想这样，他也想让中国足球腾飞——只可惜，他说的比做的多，而做的却仿佛永远不靠谱。所以，他必须负责。

    有人说，男足在2001年的出线并不是阎世铎的功劳，而是王俊生与张吉龙联手打造的一段历史。事实的确如此，阎世铎无非是在前人栽种的大树下得到了“荫凉”而已，他后来也说，只不过在王俊生的基础上，自己又做了一些工作而已。阎世铎当然知道中国足球可以毁掉王俊生，也可以毁掉一个阎世铎，于是，他殚精竭虑地不想重蹈他人覆辙。功利思想的过度膨胀让他舍弃了继承前任打下的基础，而是慌不迭地开山毁林，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阎”字标签的树立。可怕的三步休克疗法挥霍掉了甲A时代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人气，对联赛的监管不利处罚不严也最终导致赌球、罢赛、逼宫的恶意滋生。

    阎政治追逐政绩无可厚非，毕竟谁都希望自己在位期间作出一些成绩让大家夸夸，也让自己心安理得，随后平步青云。不过，这里有一个方法问题，显然，阎世铎玩大了、玩过了。从早期的三步休克疗法到去年年底的“南北赛制”，从“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壮语到G7的夺权逼宫，阎世铎遇到的问题比历任掌门人还要多，面临的灾难只能用“灭顶”去形容。穷则思变。当中国足球联赛变得哀鸿遍野支离破碎，当男女国字号痛失各种出线机会，各种矛盾便把阎世铎卷进“异次元杀阵”，突如其来的罢赛风波以及改革风暴彻底冲垮了阎氏新政的根基，这是一种类似日本电影《大逃杀》里的内耗争斗。阎世铎虽然利用各种手段平息了内耗之乱，但他也必须为过去所做的一切埋单。

    中国足球迎来送往的人多了去了，谢亚龙的到来也未必是春天的开始，之前我们对他在足球方面的了解仅仅来源自他对中超联赛属于准公共产品的模糊评述。阎世铎都曾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起草工作，甚至也可以洋洋洒洒地在《人民日报》上来一篇《体育举国体制质疑》的文章，但他还是倒在了中国足球体制之下。谢亚龙担负着复兴联赛、征战北京奥运的重任，当务之急，就是要结束联赛的内耗之争，否则，他也会被中国足球这块沼泽地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