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沈阳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

加快辽宁中部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步伐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木西

一、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发展

中心城市(Central City)也称“首位城市”(Primate City)、“第一增长城市”，主要是指一定区域(世界、国家或地区)内的经济中心所依托的城市。它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较集中的场所，也是各种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经济中心的多级性决定了中心城市的多级性：例如，纽约、伦敦、东京是世界性的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是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沈阳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等等。

    中心城市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中心城市不能脱离一定的经济区域，中心城市与经济区域互为依存。例如，纽约与美国东海岸城市群，伦敦与“大伦敦”城市群，东京与东京都市圈，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广州、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沈阳与辽宁中部城市群等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络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具体分析城市群，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城市群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与世界上其它事物一样，城市群的形成发展过程均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群体内各类性质不同的城市，其规模、结构、形态和空间布局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有些区域条件好并具有较好发展机遇的首位城市，其动态变化呈现稳定上升的发展趋势；反之，则呈衰落下降的趋势。首位城市的变化影响着城市群其它每一个城市。从这一点来说，城市群的出现，既是区域经济集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区域经济集中化的高度体现。

(2)区域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性。城市群不是城市单体，而具有更广泛的空间网络结构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群网络的大小(network—size)；二是城市群网络的密度(nework-density)；三是城市群网络的组合形式(Type of network—composition)。以上三个要素反映了城市群网络结构的基本特征，说明每一个城市在城市群内具有特定的联系，城市群整体结构反映了各个城市在一个群体内的集合功能以及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网状关系，其间既存在城市个性的发展，又产生相互作用的共性关系。

    (3)区域内外的连接性和开放性。任何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不但不能脱离区域内各个城市的相互连接，而且必须与区域外发生紧密联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相互联系的强度越来越强。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的原因，不仅城乡之间经济功能和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而且城市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是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化而拉大的。因此任何城市都不能孤立地发展，需要广泛地发生区际联系，实行对外开放，引进新的机制，使各个城市在区域比较之中，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克服自己的相对劣势，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4)城市群内的城市具有相互之间的集聚和扩散功能。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首位城市起着核心作用，具有较强的集聚功能，随着交通运输网的进一步完善，集聚与扩散规律几乎同时发生作用。在区域范围内，其它城市(非首位城市)也同样具有集聚和扩散的功能，只不过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其作用力大小不同而已。城市群以物资、人员、技术、金融、信息等形式通过经济协作网络和运输通信体系发挥集聚和扩散作用，实现集聚效益和扩散效益的有机统一，使城市群体的整体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中心城市与区域内其它城市的关系，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但应看到，在我国，各类城市相互促进是发展的主导方面。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苏、锡、常等城市经济的发展，显然受上海的深刻影响，该三市的工业向外扩散，又促使周围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在辽宁中部以沈阳为中心，包括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营口、等市在内的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亦是由于各城市共同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分析沈阳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不能脱离一定的经济区域，首先是辽宁中部城市群，然后是辽宁省，渐次向东北经济区或更大的范围扩展。进行这种分析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确定经济区的地区范围，而在于明确各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这对于协调中心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区域内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保护和改善区域与城市的环境质量，从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中心城市的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

    要把沈阳建成多功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沈阳在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功能和作用，必须了解国内外中心城市的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

在理论上，对于中心城市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学的分析中。最早的理论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他提出了区域间经济循环的概念，以及这种循环的“动力泵”是经济因素不均衡所致的思想，即区域内经济因素的“差异”将带来经济循环结果。进而提出，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市场的趋动力量通常是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间的差异。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发达区域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所谓扩散效应是指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投资活动，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这种效应有利于不发达区域经济的增长；回流效应指劳动和资本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过程，它将引起不发达区域经济的衰退。缪尔达尔理论对于我们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千方百计使中心城市的经济因素与区域内其它城市的经济因素产生差异性，避免趋同化。差异性越大，与其它城市的互补性越强，形成的经济环流势能越大，投资回报亦越多。

其次是佩鲁的“增长极”假说。弗朗索瓦·佩鲁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在50年代提出这一假说，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和部门，而是首先集中在某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产业部门；由于供给函数和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这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通常聚集在某些交通发达、资源密集、经济占有优势地位的中心城市。换言之，经济的增长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子极”把“增长极”的经济要素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佩鲁认为，增长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增长的三种效应上：一是支配效应。一般而言，增长极中的推动性单位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支配能力，都能通过与其它经济单位间的商品供求关系以及生产要素的相互流动，对这些经济单位产生支配性影响；二是乘数效应。它主要是指增长极中的推动性产业与其它产业间的垂直或水平的联系，这种联系又可分为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联系等，联系的重要性在于推动性产业的建立通过区域乘数效应所导致的就业或生产的增长；三是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或称溢出效应）。极化效应是指讲迅速增长的推动性产业吸引和拉动其它经济活动以及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的过程。

三是弗里德曼的“空间组织演似模型”。这是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66年在其著作《区域发展政策》中提出的著名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区域的空间系统都可看作是由中心一一外围两个空间子系统组成。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空间子系统的边界将发生变化，空间关系将重新进行组合。区域经济增长在其空间结构演化上始终存在着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矛盾的过程。极化效应使区域经济从孤立、分散走向局部集聚的不平衡阶段：扩散效应则使集聚逐步向全区域推进。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使经济空间不断扩大，产业的空间组合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弗里德曼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指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趋势，即中心城市不可能脱离经济区域而孤立地发展，经过一定时期，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呈现一体化趋势。

    四是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理论。20世纪初至中叶，以城市郊区化为动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化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在其著名论文《大都市带、或东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中，研究了美国东北沿海地区的城市密集区域，这一区域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其间以纽约为中心、以高速公路和铁路为轴线，排列着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纽黑文、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轴线长达600km，1950年居住人口已达3000万。经过统计与实证研究，戈氏发现这一系列大城市的功能性地域(包括城市建成区和与城市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郊区)已首尾相连，集合而为一个巨大的核心的城市化地区，他借用“Megaloplis”(希腊语，意为巨大城市，中文译为“大都市带”)命名之。戈氏认为，这种城市群空间组织形式的出现，标志着美国空间经济的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在对美国东北沿海大都市带的形成原因、特点进行分析后，戈氏提出欧洲、日本、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亦存在大都市带的雏形，他预言，大都市带是城市化高级阶段的产物，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将成为人类高级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

戈特曼的“Megolopolis”提出后，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反响，后来欧美学者对欧美几个大都市带的研究都证实了戈氏的预见。1987年，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提出，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如印尼、中国、印度、韩国等的核心区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大都市带的空间结构，他借用印尼语“DesaKota” (desa即乡村，kota即城镇)来概括那些处于大城市之间交通走廊地带的、与城市相互作用强烈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迅速增长的原乡村地区，并提出类拟“Megaloplis”概念的“Megaurban Regions”概念，其范围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发达的交通联系起来的核心城市，当天可以通勤的城市外围区及核心城市之间的Desakota区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沿海地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科技基础雄厚，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水平都大大提高。国内外许多学者调查后认为，类似西方大都市带和Desakota区域的新型城市群空间组织形式已在我国沿海地区出现。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教授将其命名为“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简称MIR)。

    国际经验表明，大都市带或MIR是一国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与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实力相联系的，它的意义与作用极为巨大。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带动了欧洲西部的发展，随着资金、技术、劳动力向美国东部沿海、五大湖流域转移，世界首次出现了波士华大都市带，与大西洋彼岸随后出现的西欧几大都市带遥相呼应，形成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大西洋时代”。二战后，美国发展重点开始转向太平洋沿岸，洛杉矶、旧金山等大都市的发展推动了圣圣(SAN-SAN)大都市带的形成。更引人注目的是，东亚的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形成东京一一横滨一一名古屋一一大阪一一神户巨大MIR即东京都市圈。60年代“四小龙”高速发展，随后东盟国家也奋起直追，出现了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及台湾、东南亚的 Desakota区域。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东部沿海的超高速发展更是世界前列，沿海几大MIR很快形成或正在形成。MIR是国家或区域的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它在全球的相继出现和发展重点的不断转移，是全球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标志。

    MIR在我国第三步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亦不容忽视。 MIR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它具有历史的发展基础和现实的发展优势，是国家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的重心区，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举足轻重。象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就集中了全国 1／5的人口、全美500家最大公司的40％，日本东京都市圈面积不到日本国土的1／7，却聚集了全国一半人口和58％的产出一样，我国长江、珠江三角洲MIR、京津冀北MIR和辽宁中部MIR，面积虽仅占全国10％，却聚集了全国近1／5的人口(包括外来人口)和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商业、金融、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业在全国也占突出地位。可以说，我国沿海MIR产业和人口的高度容纳力决定了它们处于全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领导地位，其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中国在21世纪前进步伐的快慢。

    MIR是联结国内与海外的枢纽，是国家对外经济技术联系的主通道。MIR所处的门户位置、所拥有的国际性大城市及优良港口决定了它们在对内联合、对外交往中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我国沿海MIR拥有上海、广州、深圳、天津、营口等一批港口城市，其港口总吞吐能力和出口量均占全国90％以上。沿海MIR具有深厚的对外交流渊源，改革开放以来已同海外建立了广泛的经济技术联系，它们从东到南分布，在国内各有广阔腹地和内联的重点区域，向外各有对外联系的重点国家和地区，能带动我国整体走向国际市场。

    MIR也是我国在21世纪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实验区”，是制度创新的发源地。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尤其是MIR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试验田”，在城乡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探索，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亦是由此地而推及全国，许多重大改革举措施往往源此而波及全国。现在沿海MIR中市场经济已占到相当高的份额，许多方面正日益与国际接轨。沿海MIR制度创新的不断深化将会为中国在新世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提供方向和经验。

    MIR还是我国科技发展领先区域，是21世纪中国新兴产业的重要发展基础。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和新技术的实用化、产业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目前纷纷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意欲争夺“高、精、尖”产业的领先地位。我国沿海MIR内集中了全国主要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其科研、开发总体实力具备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能力，有条件参与世界高技术产业竞争，推动沿海及全国产业结构升级，为改造传统产业服务。沿海MIR在全国总体发展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说明：它们将起着带动中国整体走向世界、走向繁荣的作用，是2l世纪中国发展的“火车头”。

    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MIR是全国四大MIR之一。它同长江、珠江三角洲MIR和京津冀北MIR一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辽宁中部MIR自身发展要求已经使我们走到这样—步：沈阳应该、而且必须从辽宁中部MIR的角度考虑自己的发展，并以周边城市发展促进沈阳的发展，从而加快辽宁中部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步伐，这是符合中心城市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三、沈阳的城市定位和功能定位

    根据国内外中心城市的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结合辽宁中部城市群和沈阳的具体情况，可对沈阳的城市定位和功能定位做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国务院2000年1月10日对《沈阳城市总体规划(1996年至2010年)》的批复，涉及沈阳市城市定位的共有三处：“沈阳市是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把沈阳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现代城市”；“沈阳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因此，对沈阳市的城市定位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辽宁省省会，即辽宁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管理中心；

二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侧重在区域性的商贸、物流、金融中心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方面；

    三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基地，即商品生产中心；

    四是现代城市，可理解为是现代化城市；

    五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之一是旅游中心。

    由于城市现代化问题可进一步做专题论述，这里不拟进行分析。加之旅游中心可并入“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中进行研究，这样，对沈阳市城市性质的定位主要涉及上述前三个层次。然则进一步的推敲可以发现，上述第一个方面即辽宁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也存在一定问题，因为这里所说的“中心”是指辽宁省，管理权限在省里，涉及沈阳市至多是“经济管理中心”。但由于我国目前尚不存在MIR的行政管理机构，甚至不存在MIR这一级地区统计单元，因此沈阳市所能管的只是本市这一块，距“中心城市”所应具备的“管理协调”功能尚有一定距离。不过，在分析沈阳市城市定位时仍应考虑在内，舍此无法全面发挥其作为辽宁中部MIR中心城市的作用。

    相对说来，沈阳市城市定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我们将第二产业(工业)提到前面，而将第三产业问题放到后面进行研究。

    说到沈阳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基地、全国或亚洲“装备制造业基地”。关于这个问题，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曾有过争论，在中央做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大决策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统一，沈阳此前已明确提出“工业立市”，并将装备制造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五大产业之一。而且目前沈阳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按顺序是“二、三、一”。现在的问题，如何发挥沈阳装备制造业对周边城市的幅射或扩散作用，做长产业链、加快实现辽宁中部城市群装备制造业的一体化。

对于沈阳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具体可理解为是东北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和信息中心。总体上看，沈阳作为辽宁中部城市群、辽宁省的中心城市，优势在于其具有辽宁“腹地”的支撑；沈阳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优势在于其作为东北地区“枢纽”作用，这个区位优势是东北其它任何城市都不具备的。加之沈阳过去曾是东北局(后来是东北经济区)，现在仍是沈阳军区、大区行、沈阳铁路局等中央派出机构的所在地，由此产生和加强了沈阳作为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

如果上述对沈阳城市定位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则沈阳的功能定位可进一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生产功能,即商品生产(主要是工业品、特别是装备制造产品生产)的功能。这是由沈阳作为东北地区商品生产中心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沈阳作为全国重要工业基地的地位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将决定沈阳未来在东北、全国乃至亚洲工业中的地位。

二是集聚功能，即集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功能，或集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功能。作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沈阳所集聚的主要应是高水平的国内、国际性行业，具体包括三种类型的集聚：一是“与信息工业同步”的集聚，主要包括管理、银行、金融、法律服务、会计、技术咨询、交通通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的聚集；二是“为第一种聚集服务”的集聚，如房地产业、建筑业、宾馆、高档商店和娱乐业等；三是“根据国内、国际大公司的需要而设立的旅游业、私人警卫和家庭服务等的集聚”。

三是幅射功能，即向周边地区或城市进行产品、技术、资金、信息等的扩散活动。沈阳的发展必然要对周围城市产生两种扩散效应（diffusion effect）：一是无形扩散，如智能、信息、服务的扩散等。智能扩散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市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向周边城市或农村的传播；信息扩散着重表现为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或农村提供及明、准确、适用的各种信息；服务扩散则提供更广泛意义上的方便、高效的无形支援。二是有形扩散，人才流动、资金信贷、生产设备转移、商品提供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上述两种扩散形式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但在扩散初期一般以有形扩散为主，随着扩散的加速或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无形扩散逐步居于主导地位。中心城市辐射功能的强化与发展，将逐步导致沈阳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空间一体化（spatial integration），最终将达到4M状态，即Mass（大众一体化）、Maturity(发展稳固化)、Modernity(区域现代化)、Mutualty(交流双向化)。

四是创新功能，即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和观念创新等的功能。高效性是中心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即通常所说的乘数效应，它通过分工或专业化产生高效率，而高效性来源于创新性。其中，观念创新是基本前提，产品创新是外在形式或最终结果，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体制创新）是保障条件，市场创新是突破点或出发点，以上六种创新活动的结合推动着中心城市从而区域经济的发展。

五是服务功能，这里所说的“服务”既是指中心城市第三产业、尤其是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本市人民提供的更好的服务，也指沈阳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周边城市提供各种服务，从而强化极化效应，增强扩散效应。从一定意义上说，沈阳尤其应增强后一种意义上的服务意识，也就是合作意识，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辽宁中部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六是管理协调功能，即在经济区域内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促进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棘轮效应“，既能允许区域经济的“车轮”向前，也能有效地阻止“车轮”后退下滑。原因在于中心城市以其强大的技术、资金和人才实力，充分发挥主导产业的作用，不断培育潜导产业。倘若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具有多层次性，对市场需求变化具有较强的应变性，就能增强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四、进一步发挥沈阳在辽宁中部城市群区域一体化中作用的对策与建议

辽宁中部城市群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其能否为周边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支持。在这方面，沈阳应进一步发挥“龙头”作用或带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沈阳市应从加快辽宁中部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把自身做强做大，提高自己在辽宁中部城市群中的能级差，真正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区域认同感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二是沈阳应从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使命感，通过加强对整个城市群的融入意识和服务功能，切实有益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因此，应强化两个方面的服务：

1．强化沈阳中心城市对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功能性服务

（1）在培育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强化商品生产中心对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服务功能。目前，沈阳已确定将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化工医药、农产品加工五大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加快发展第二产业（工业）是沈阳真正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的标志。但沈阳的商品生产中心功能不能仅表现为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更应表现在对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带动上。也就是说，不仅要分析自己能生产什么，而且要研究能给其它城市带来什么，亦即形成和壮大产业链条，带动辽宁中部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形成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

（2）在发展商贸物流产业的同时，强化商贸中心城市对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服务功能。商贸、物流产业发展是沈阳第三产业未来发展的优势所在，但商贸、尤其是物流产业的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区域而独立存在。在建设商贸物流中心的过程中，要注意与辽宁中部城市群其它城市的联系与沟通，为周边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与环境。

（3）在推进金融国际化、信息产业化和旅游一体化的同时，强化区域性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旅游中心对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服务功能。如为周边城市提供包括银行保险、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服务，提供便捷的信息服务，通过旅游联合体提供旅游业发展的良好条件等。

（4）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强化交通枢纽对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服务功能。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地铁建设，以及航空港、电网、天然气网、分质供水网等的建设方面，加强与辽宁中部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合作，注意留好接口，为人流、物流等的充分流动提供方便。

2．强化沈阳中心城市对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基础性服务

（1）在集散功能方面，要增强沈阳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发挥沈阳在辽宁中部城市群中的增长极作用，沈阳应成为辽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先导性城市，成为辽宁中部城市群的要素配置中心、产业扩散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信息流转中心。

（2）在产业分工方面，要加快沈阳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业等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步伐，推动辽宁中部城市群的产业分工和合理布局。通过调整沈阳的产业结构充分体现自己的特色，各城市产业形成较强的差别性和互补性，形成梯度分工、战略合作、各尽所长的局面。

（3）在城市布局方面，要优化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城市网络结构，推进实现多中心、多层次的城市等级体系，基本形成具有层级关系的城市体系。沈阳城市的发展要按照国际上大都市发展的空间规律，形成中心城市区、大都市区、大都市扩展区和大都市连绵带组成的依次发展的四层城市空间。辽宁中部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倍率应以2-5倍左右为宜（首位城市1000万，二级城市200万，三级城市100万）。

（4）在交通网络方面，要进一步加快沈阳基础设施建设和辽宁中部城市群的联结，通过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进一步缩短各城市之间的距离，使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交通时间最短缩小到0.5-1小时之间。

（5）在区域开放方面，要主动减少对辽宁中部城市群某些不利于区域整合的行政限制，在人口管理、人才使用、交通管理等各个方面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最终朝着人口流动自由化、人才使用同城化、交通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发展。